□ 章玉贵

□ 保持稳定增长预期是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基本前提。我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由此释放的增长红利将是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关键基本盘

□ 构建利益共享机制稳住外资龙头企业。采取切实举措稳住外资高科技企业在华供应链，切实稳住外资制造业在华产业链，切实稳住外资金融业在华投资链

□ 持续推动制度型开放稳步提升外资投资收益预期。在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同时必须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022年外商直接投资分行业情况

数据来源：商务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2017—2022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分区域金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切实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旅游的堵点。抓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的落实落地，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

我国近年来持续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既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也是应对全球投资贸易和产业竞争新变化的必要行动。产业已深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中国经济，要想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既离不开本土企业基于自主技术创新的供给能力提升，同样离不开外资的深度参与。在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趋势不可逆转、全球价值链深度整合的背景下，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制度安排，继续向国际市场释放着红利。

一、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基本情况

1.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相对稳固

“十三五”时期，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0.4万家，实际使用外资6989亿美元，较“十二五”时期分别增长61.8%和10.4%，5年引资规模创历史新高。我国吸收外资金额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6.7%提升至2022年的14.6%，2017年至2022年连续4年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连续第31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2.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配套支持条件持续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国际投资贸易领域的弱势参与主体成长为全球第二大吸收外资国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通过持续扩大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释放出一波又一波发展红利。即便疫情冲击国际投资与贸易，也没改变中国作为全球最受欢迎投资目的地之一的客观现实。

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经济规模在20万亿美元上下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目前的存量外资规模近3万亿美元，在华外资每年投资收益数以千亿美元计。未来5年（2024年至2028年），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有望分别累计超过32万亿美元、5万亿美元。随着中国经济稳步复苏，中国向国际市场释放的红利，将不限于一般的市场机会分享，更有性价比较好的体系化产品，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红利。

明智的国际投资者格外重视研究中国的重大发展战略。在他们看来，中国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和贸易中心之一，持续扩大开放并有效承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相关红利是根本原因。中国实行的外商投资法，以法律的权威和强制执行力切实加强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旨在从制度设计与执行层面实现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有效对接。

中国近年来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并致力于以更高层次的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国正在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通过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的对接，以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持续扩大的服务需求向国内外参与主体释放改革与发展红利。这波红利释放，预计将贯穿21世纪上半叶的全球经济发展。

二、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面临挑战

1.我国稳住吸引和利用外资基本盘难度加大

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顺周期阶段已近尾声，目前正步入形势复杂多变的不确定时期。而跨国投资者基于分散风险考量加速实施“B计划”，将在我国的生产线或供应链转移到价值洼地或安全地带，导致全球重新绘制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地图，这将对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造成一定冲击。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一方面，近年来采取“小院高墙”“去风险”等策略来破坏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试图拆散既有供应链架构，制造恐慌效应，迫使盟国与国际产业资本选边站队。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在岸外包”“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三位一体供应链安全与保障体系，谋求将全球供应链中心从中国转移到以美国为主导的所谓“新型供应链体系”。

尽管从实际监测来看，我国尚未出现产业链供应链因受上述因素影响而向东南亚等地大规模转移的现象，所谓的“B 计划”目前也未形成大规模外迁趋势。但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供应链的完备性与配置能力较强，且庞大的市场规模在短期内难以找到匹配的替代者，外资一旦选择外迁必然涉及相关成本的可能沉没以及中国市场份额的减损乃至丢失。但须高度关注相关动向。

2.全球产业转移与价值洼地竞争将带来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建立了“全球最完整产业链”，并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从全球产业发展与分工演变趋势来看，无论是中美之间的产业链分工与合作，还是我国作为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中枢，其形成与发展，都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既具有全球工业生产与产业格局变迁的周期性与阶段性特点，也具有周期内的稳定性特征。从全球产业发展史来看，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80年代，全球相继出现了由英国、美国和日本作为“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中心”的产业分工格局转移，前后持续了200年左右。随着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起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并以2001年加入WTO为标志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我国也得以在2010年左右成为高、中、低三个产业链均比较完整的新兴经济体。2009年开始，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等举措，尽管迄今为止收效并不显著，但以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成为可以部分代替我国角色的新兴制造业中心。2022年，东南亚国家吸引和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2225亿美元，已经超过我国该年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总额。这个动向同样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此外，从2015年起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出现生产线转移和继续吸收外资并存的局面，不少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地区。我国在2015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随着国内商务成本的不断提高，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我国要在“十五五”时期继续保持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的难度有所增加。

3.全球主要经济体竞相争夺高质量外资的挑战

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战略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关键核心技术及高端制造业的控制。一方面，美国除了继续强化以美元为核心的既有机制化霸权体系之外，还尝试将“石油美元”体系换一个“马甲”（例如“芯片美元”）继续存在。另一方面，美国更加重视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更加重视加大对关键核心产业的扶持，巩固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竞争力以期实现自主可控。

为了吸引以欧洲为代表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领域企业流向美国，美国于去年8月出台总价值7400亿美元的《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该法案打着削减通胀的旗号，以财政补贴等保护主义方式，对气候变化和新能源项目进行大量投资，实现从需求端到供给侧的全产业链覆盖。这旨在促进相关产业的本土制造，为“美国制造”项目提供生产激励。针对这种情况，今年2月1日，欧盟推出“绿色协议产业计划”，该计划基于建立可预测和简洁高效的监管体系、加快获得融资的速度、提升绿色转型技能以及发展有弹性的供应链开放贸易等四大支柱，将通过提出“净零工业法案”、建立净零工业学院、设立欧洲主权基金以及发展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等措施，为其成员国提升净零排放技术以及相关产品的制造能力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近年来加大对制造业回流本土的政策支持，并收紧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约束掌握先进科技与制造工艺的龙头企业在华投资。

三、打造吸引和利用外资新优势的相关建议

1.保持稳定增长预期是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基本前提

决定外资是否来华投资或增加在华投资的根本因素，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下为外资提供的市场机会以及相关收益预期。只要我国经济能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间保持4%至5%的年均增速，由此释放的增长红利将是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关键基本盘。

2.构建利益共享机制稳住外资龙头企业

建议采取切实举措稳住外资高科技企业在华供应链，切实稳住外资制造业在华产业链，切实稳住外资金融业在华投资链。通过构建有效的利益共享机制稳住在华深耕的外资龙头企业，吸引更多高质量投资。

3.持续推动制度型开放稳步提升外资投资收益预期

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目前总量近3万亿美元的外资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这个定力，任何时候都不要变。

应在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的同时，进一步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大对外商知识产权等各类无形资产的保护力度，进一步保障外商投资的各项合法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而引领国际投融资规则变迁。在制造业外资准入全面开放的背景下，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创新产品和服务，按照市场化原则为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和融资支持。当然，在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同时必须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